存檔Pixelache
訪談與文字整理Ｉ陳品伊
11–11–2024
︎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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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ing Pixelache
Pixelache
2024年七月初，當超維度團隊參訪Pixelache位於赫爾辛基的辦公室，準備與Pixelache的長期成員Antti Ahonen與Andrew Gryf Paterson展開交流對話，一進辦公室的門，Andrew即帶點惆悵地說：「這也許是我們最後一年使用這個製作辦公室。」原因是現在Pixelache的辦公室使用率不高，Pixelache的成員與辦公室同事正在考慮換去一個小一點的辦公室。
留意到今年的Pixelache內容 1，是由Antti和Andrew與Jenna Jauhiainen合作規劃，透過導覽行程與活動，帶領小團體的參與者重返Pixelache過往眾多跳島活動中最令人難忘的Suomenlinna芬蘭堡、Vartiosaari，以及愛沙尼亞的Naissaar，作為Pixelache超過二十年歷史的記憶工作與存檔過程的一部分，用意為讓有過去藝術節回憶的人得以重溫，也開放給新參與者創造新記憶。這個島嶼之旅同時探討「鄉痛（Solastalgia）」概念，這個術語由Glenn Albrecht創造，指的是在氣候危機和生物多樣性崩潰的背景下，因失去自己熟悉的環境和棲息地而產生的痛苦和憂鬱。除了回顧過往Pixelache的記憶外，島嶼之旅提供環境中生態系統變遷的討論機會，同時也探討與自營組織、草根性文化工作相關的社會和技術環境。
重返島嶼活動 Island Apocalypse Tours: #1 Suomenlinna，2024，Antti Ahonen攝影。Pixelache二十年－集結與擴張的前十年
島嶼之旅的構思概念不免讓人感傷，對於Antti和Andrew兩人來說，「鄉痛」除了指自然環境的崩潰，也指涉曾經熟悉的Pixelache如今也處於回不去當年的狀態。回顧2002年第一屆Pixelache：「這是Juha Huuskonen的想法，他原先是在幫一個實驗音像以及電影的藝術節規劃工作坊，但他有想要把各種型態的內容都聚集在一起的廣大想法，因此促成了首次的Pixelache。當時正在藝術學校做畢業製作的我，第一次聽說這個活動，覺得嘿這裡有聚會，這裡有好多人一起，如同koplata（芬蘭語很多不同的人事物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大家都展現自己會的東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某種人際網絡。」以攝影紀錄見證每一屆Pixelache的Antti回憶。
第一屆Pixelache藝術節，2002，Antti Ahonen攝影。
第一屆的Pixelache在規模上還很小，但他擴展很快，到了第二屆，Pixelache就有不少的國際來賓，在布拉提斯拉瓦以及紐約也都有分支活動進行；第三屆藝術節同時在赫爾辛基、紐約、蒙特婁發生、第四屆在斯德哥爾摩也有同步活動，在Kiasma當代藝術博物館 2的劇院、大廳和研討室以及其他場所舉辦的赫爾辛基主場也一年比一年規模還大。「所以到了2009年，就有必要為那些未被策劃或未受邀的人們設計一個小專區，讓他們也能展示自己的作品。到了 2010 年，第一次以camp模式舉行，但不是在Kiasma，而是在另一座藝術博物館。隨著規模擴大，活動發展到每年只能進行相同類型的事情，場地也開始影響藝術節的進行方式。Pixelache在2011年也首次從Kiasma轉移到Suomenlinna芬蘭堡。」Andrew說明。
2011年是第一次場地開始形塑主題，並影響活動的組織方式，當時的聚焦圍繞在島嶼上，事實上「Hacking Suomenlinna」就是那屆藝術節的主題，人們將駭客文化引入這些空間，思考如何以不同於平常的方式利用島上的建築，或者如果沒有文化場地，該如何創造文化場域。
Suomenlinna Money Lab, 2011，Antti Ahonen攝影。2012年是首次僅以Camp形式舉辦的藝術節。受到BarCamp模式的啟發，Camp型式採取主辦方只提供基礎架構與設施，開放平台讓外來者分享他們正在做的事情。這讓藝術節不僅是本地人向當地社群展示他們的作品，國際參與者也能來分享他們的內容，而不是只被動等待看會發生什麼。Andrew補充：「採取純Camp形式也是因應第一代藝術總監Juha Huuskonen的離開，那時機同時也開始有協會成員的想法，讓人們成為會員並參與活動的決策。這些轉變大約發生在Juha離開的時期。」
Pixelache二十年－去中心化與議題轉向的後十年
Antti指出：「某種程度而言，我們去中心化了我們的結構，或者至少嘗試去中心化我們作為一個協會在運作藝術節的方式。我認為我們也去中心化了整個藝術節本身的運作。」在落實Camp模式之後，「去中心化」成為Pixelache很重要的核心概念——為藝術節參與者創造一個展示他們自己想要內容的空間，意味著不再有真正的策展人，顯示出從過去高度策畫的內容朝更開放、自主的形式轉變。
Pixelache的快速膨脹也促使結構上的改變。Andrew回憶：「我記得在2010年，藝術節在四天內有大約二十個不同的活動項目，這表示很多我們當地活躍的成員都在負責某一部分的工作，這讓這些人幾乎無法參與藝術節的其他部分。當地團隊負責組織主辦藝術節，但卻無法真正體驗到藝術節的其他內容，這樣的方式其實並不太能維持下去。」因此，調整後的2013年藝術節結合了策展部分和Camp，形成了hybrid的型態。當時最具開放性的活動是前往Naissaar島——大家一起在船上度過兩到三天的時間，抵達島嶼，晚上住在旅舍，然後再返回。這段經歷成為了藝術節中最具凝聚力的體驗，讓參與者之間建立了深厚的連結。
到了2015、2016年，藝術節的模式轉換成每年從會員中輪流不同的總監，搭配製作人的方式執行，這導致了人際網絡的變化，場地的變化，內容也有所不同，因為不同的藝術總監帶來了不同的主題和視角，使得藝術節在那幾年呈現出的樣貌也有所差異。2018年時，已經不再有一個統一的藝術節，取而代之的是由不同製作人主導的迷你節慶，製作的能量變得更加分散和去中心化。2019年，則有四位成員共同擔任藝術節的聯合總監，他們共同策劃，邀請不同的貢獻者參與，並且分擔不同的製作角色。那時候開始有千禧一代的參與者進入策展的舞台，帶來了新一波的策展風潮。
「疫情過後的2021年，原本計劃在赫爾辛基頌歌中央圖書館（OodiHelsinki Central Library）舉辦一個較大型的藝術節，並以#Burn___為主題。我當時是聯合總監，該次的構想試圖融合不同世代的參與者——從早期、中期到最新加入的人們。從內容的角度來看，可能部分達到了目的，但社群卻未能真正地參與進來，感覺像是『在場缺席』的狀態。自那之後，我們就很難明確界定藝術節的觀眾和社群。」Andrew說明2021年的狀況。
另一個值得提到的是，自2015年起，加入的新成員的背景有所不同。他們不一定對科技本身感興趣，而是對與科技相關的議題、城市空間、控制系統等感興趣，但他們不一定要以技術的方式來探索這些主題。因此，社會參與藝術、表演藝術，以及特定場域或情境的對話式藝術開始產生更大的影響。這意味著，雖然一些相似的主題仍然存在，但是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的。
「這讓我回想我們最初的定位，是一個電子藝術與次文化的藝術節。而在某個時候，我們變得如此困惑，不再確定這是否仍然電子藝術、次文化，或者是節慶。大約在 2012 年，我們甚至在網站上添加了一個隨機生成器，讓最初的節慶名稱中的所有詞語都可以隨機更換。所以這時節慶可能成為一個節日、一座花園，或者其他什麼東西。我不確定這代表了什麼，但這反映了我們的一些迷茫和探索。」Andrew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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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今年的Pixelache，仍舊是Antti和Andrew試圖找回其最具社群凝聚力的價值。對他們兩位來說Pixelache的特點在於其遊戲性和實驗性並結合了高度的專業水準，同時，也體現了某種社群性，與他人一起合作完成事情的力量。其中參與者的開放態度以及互動和合作是完整Pixelache很重要的一環，而不僅僅是製作出來一個純粹給觀眾看的藝術節。這些特色在現在的Pixelache是否還存在呢？兩人不確定。
不過Antti作為紀錄Pixelache二十多年的攝影師，保留下來Pixelache豐富完整的影像資料，如何讓這些資料發揮價值，成為接下來的重要任務，至今也已嘗試了幾種方式，像是規劃活動、重返幾個具有重要回憶的島嶼，正是一種方式來回顧並再創那些過去的難忘時光。此外，一個由Egle Oddo發起、名為《Another Story》的計畫，邀請了策展人兼藝術評論家Kisito Assangni來審視Pixelache的網站，在未與任何內部人士談話的前提下，僅基於網站資料撰寫一篇敘述性的文章，給出一個純外部觀點的Pixelache側寫。還有一個計畫是來到製作辦公室，查看過去活動的遺留物，收集關於這些物品的軼事或故事，藉此拼湊出Pixelache不同時期的樣貌。
重返島嶼活動 Island Apocalypse Tours: #1 Suomenlinna，2024，Antti Ahonen攝影。
關於檔案化，有人可能會提議物件及紀錄太多，不如就選出少數最重要的紀錄不就好了？但對於Antti而言，Pixelache一直不以邀請藝術界的超級明星作為宣傳或是提高名聲，確實有幾年有邀請幾位知名人物來參加一些活動，但整體來說，絕大部分時刻並沒有依賴名人，因為Pixelache更在乎團體之間合作的專案，集結數不清的專案，吸引對某個領域感興趣的人來參與其中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吸引大批觀眾來看超級明星。Antti說：「因此，我們會困惑哪些算是藝術作品？為什麼某些會比其他更重要？這讓我們開始反思，無法簡單地對這些事物進行價值判斷。或許只有那些曾經引起轟動或發生有趣事件的作品才會被記住，但我們從來沒有那種『這是重要的超級明星專案，其他的可以被忽略』的明確界定。對我們來說，每一個專案都有它自己的意義。」
顯然這個檔案化的過程不是容易的事，既要能呈現多元視角與去中心的脈絡，也牽扯到是否有足夠的人力、心力以及財力支持。但是曾經撒出去的種子，也許默默地會遍地開花，如同超維度總監蔡宏賢所說：「Pixelache所帶來的潛移默化力量讓有幸參與過的人，如他自己，都留下了一些什麼。」訪談的最後，Andrew提到Antti與Jenna Jauhiainen在2022年底製作了一個Pixelache時光膠囊，將製作辦公室的一些東西，如傳單、宣傳單、DVD、徽章、T恤等，放進了一個具有九零年代早期風格，淺棕色的皮革包 3 裡。讓我們希望在下一個二十年來臨時，有人能夠發現它。
1. 資料來源 https://www.pixelache.ac/events/island-apocalypse-tours-2-naissaar-3-vartiosaari
2. 位於赫爾辛基市中心的Kiasma當代藝術博物館曾於2003年至2010年舉辦過八次Pixelache
3. Andrew Gryf Paterson, “Auto-archiving 20 years of Pixelache Helsinki,” 2023. https://archive.org/details/agryfp-2023-auto-archiving-20-years-of-pixelache-helsinki-isea-2023
關於訪談者
Antti Ahonen
Antti Ahonen是一位跨領域的藝術家，活躍於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媒體藝術和攝影領域。作為攝影師，他專注於實驗型現場表演的攝影。Ahonen曾為Pixelache藝術節、Smeds Ensemble、La Bas、國家劇院和Teak，以及無數個別藝術家工作。他也是Pixelache藝術節的成為之一。
Andrew Gryf Paterson
Andrew Gryf Paterson（生於1974年）是一位蘇格蘭籍的藝術組織者、教育家、文化製作人及獨立研究者，現居於芬蘭赫爾辛基。他在過去25年的實踐中，根據不同的合作和跨學科過程，扮演了發起者、參與者、作者和策展人的多重角色。安德魯的工作橫跨媒體、網絡、環境藝術及行動主義領域，並專精於工作坊設計、參與式平台及促進多方參與的互動活動。
